说黑道白：现在应已是高收入国

作者：黄子 时事评论员

2006年新加坡人均收入2万4840美元，香港人2万2960美元。即新人的收入高过港人8.2％，这令“港人条气有点唔顺”，于是有人作文章，分析原由。

原来从1975年到1995年，两地收入十分接近。香港因九七大限，出现高收入的港人移民潮，过后大量低学历低收入的大陆人入港，因此拉低香港的人均收入。

新加坡的高收入主因之一，是如伦敦，只收高学历高收入移民所致。

唉呀！也不过8.2％之差，就有这么多话讲。是否也因这种争强的心态，去年香港的人均收入，已超越新加坡，排在全球第十五，是2万5430美元，新加坡落后10个马位，排在第二十五，收入只达2万1560美元。

话说呀，五六十年代，当我们在读香港出版的“三亳子”小说的年头，我们的收入不也是高过香港？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南马人不也是喜欢到新加坡消费？就如今日新加坡人喜欢来马消费一样，当日新加坡样样便宜，就如今日我们一般。谁消费谁，几乎表示谁就是大爷。

幸亏我们不是香港人，好争好强。输一个马鼻就“唔顺”。

我们今日输给香港新加坡，不是8％，是几百巴仙，我们都“唔出声”，因为大气。2008年，我们排在全球第六十一位。虽然我们输给许多听起来根本不怎么样的毛里求斯、拉脱维亚、哥斯达黎加；或者没什么听过、也不知在哪的安提瓜、帕罗、塞舌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圣凯茨和纳维斯等等。不过，没问题，我们领先一百年前地球上最富裕的10个国家之一的阿根廷一个马位。

我们不想当年，我们不谈现在，首相要大家眼看未来，我们要转型为高收入国家。相信不难达到，只要把政府部门采购的资金流向透明化，账目清楚化，一千多令吉一支螺丝起子的盈利去哪了？以及部门采购飞机大炮，相关公司背后的主人“合法”抽佣数亿，商界官界只要把公家收入个人收入清楚报来，真实收入从实招来，必定能拉高人均收入。说不定，现在已是高收入国家矣。
我们“唔声”，只是真人不露相。

刊载在《南洋商报。言论》。日期：2009年12月12日

林友順‧創造沒有敵人的時代

馬來西亞有多少人才外流，相信連政府也沒有一個真正的統計。不過人們知道的是，大馬人才遍佈世界，這其中以新加坡、澳洲、英美、台灣、香港最多，這些人才有者在當地私人界出掌高職，一些則進入行政體系出任高官，為這些國家作出卓越的貢獻。

大馬較顯著的移民潮是在上世紀70年代出現，當時當局制定新經濟政策，讓許多人感到不公平而決定遠離家園，到國外尋找新的草原。此後每10年就出現一股移民潮。

1988年馬哈迪政府為了消除國內緊張局勢，化解巫統黨內的奪權危機而展開“茅草行動”大逮捕行動，1998年安華事件也導致不少人離開。2008年大選兩線制可能成形的確讓許多原本有意移民的人才停下腳步，不過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讓他們感到灰心，再次走上移民路；這種情況至今仍未有停止的跡象。

移民當然不是大馬獨有的現象，鄰國新加坡的移民潮也很盛行，這些人或因經濟考量或政治環境而移民。在中國，許多人等待機會移民，希望通過移民改變自己及家人的生活素質與命運。在過去，大馬的移民幾乎是哪些本身沒有感受到公平對待的華族或印族專業人士，近年來，馬來專業人士也喊移民，這說明全球下的地球村，國家界限越來越模糊。

當局非常清楚人才為何外流，遺憾的是，政府並沒有顯露政治決心改變情況，讓人才回流，共同打造一個先進、富裕及公平的大馬。首相納吉提出的“一個馬來西亞”口號若獲得真正落實將是個良好的概念，無奈一年來政治與社會的演變似乎與這個口號背道而馳，國家干訓局的醜惡，政治人物的低劣表演，行政體系的官僚，無不讓人搖頭。不過最可怕的還是政治人物與行政體系的僵化思維。

早在馬哈迪時代，馬哈迪就提出了要在2020年讓馬來西亞建設成為先進國，今日離開2020宏願目標只有11年，我們還是看不到先進國的輪廓，除了一些人表示要再建多幾棟高樓大廈。相比之下，之前比大馬落後，也比大馬更遲提出2020宏願目標的越南，正大步追趕大馬，讓許多人感受到這個國家的動力與活力。越南最近也舉辦全球越僑大會，邀請移民海外的僑胞返越出席大會，為國家的建設作出貢獻。越南共產主義政府也放棄過去的恩怨，讓過去極力反共的越僑返國出席大會，讓人看到這個國家的希望。

許多人把當前的國際大氣候形容為“沒有敵人的時代”，在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思想意識的分歧，膚色及宗教的差異不能成為國家復合及向前邁進的障礙。也許朝野應該倣傚越南，舉辦大馬海外人才大會，邀請所有流落海外的僑胞返國，聆聽這些人才對大馬未來所走的道路的看法，讓這股聲音衝擊僵化的思維。

刊载在《星洲日报。言路》。作者：林友顺。20029年12月11日（网络版）

焦点论衡:专才: 国家爱我吗？

首相纳吉在新加坡告诉大马公民，政府不会指责到海外发展的公民不爱国，且政府正致力打造更好的工作与居住环境，吸引留外人才回流。

更好的工作与居住环境，不外唯才是用、尊重专才、治安良好，没有抢劫掠夺这些案件，保证专才能安居乐业，且看我们如何致力打造。

“吸引留外人才回流”，这理念至少已有10年，期间还曾派遣部长周游列国，会见留外人才，邀请他们回国工作，一度曾回来了两三百专才，不久却又“离家出走” 。

专才回国须先闯过两大关隘，第一就是必须考得SPM及格/优等成绩；第二是他们的学士文凭是我国承认的大学所颁发。符合这两大条件，政府、公共服务局以及各专业公会、理事会才承认他们的专业资格；否则的话，就算他在欧美已是名声响当当的医学专才、教授，回来大马想当个普通医生都不行。

且由SPM成绩说起，每年不知多少中学生考不到优等，甚至“肥佬”，这样，他们当然不能进入本国大学，只好到外国大学念书，比如到中国、台湾吧，他们拿到的学士资格就不获我国承认；如果他们再去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或哈佛、普林斯顿拿到博士学位，回来后由于学士文凭不获承认，名牌博士资格也一笔勾销，只具中五资格吧了，又因为SPM国文没有优等，想当小学教师都没有“资格”。这些专才，他们不可能回来，不是他们不想回来与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相聚，而是他们的专才身分成了拦路虎，我们不可能叫他们放弃专才资格，回来自己的国家当个普通工人。

回国不能发挥所长

换言之，假如留外专才的国文成绩不符合条件，又或学士文凭不获承认，他们在国外即使当教授、总监、总工程师，为响应号召回国服务，却只能当普通文员，没有发挥专长的机会，把他们召回来也等于零。这是约80万专才级大马人“流落”外国，任我们如何大声号召，出动部长登门邀请都请不回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有这两大冲不破的关隘，所以，留外专才不能回国，当然不能说他们不爱国，只因他们欲爱无由，无从爱起，只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日子。设想他们午夜梦回，想到家乡的父母、兄弟姐妹共享天伦之乐，自己则有如弃儿般流落在外，凄怆之余，他们难免会问：我爱国家，要为国家贡献所学，为什么国家不爱我？

实际上，拿国家奖贷学金的，由于学位肯定获承认，十之七八会回国；留在外国的则是自费或拿外国奖学金，尽管在先进国拿到专才资格，学位却不获自己国家承认，回来就是中学生学历，于是不得不自我流放，是国家有负他们，不爱他们。

除了学术资格外，薪金也是一个引起政客与官僚排斥专才的因素。专才当然不会要求与外国相等的薪金，与外国“消费能力相等”的薪金应可让他们满意，比如他们在外国拿年薪100万美元，回来拿100万令吉应能让他们接受，但这“高薪”却令政客与官僚受不了，他们一定大肆炒作；国大去年以16万令吉月薪聘请陈福林皮肤教授回国服务，结果有两位国会议员在国会炮轰国大歧视国内原有专才。可见召回留外专才之难，既有政策上的关隘，又有政客与官僚的排斥。

无论如何，政府的态度仍是关键所在，如撤销国文必须及格/优等的规定，专业资格胥视最高学历，着重在外国的履历。撤除两大关隘，必可吸引专才回流。

刊载在《南洋商报。言论》。2009年11月20日（印刷版）。作者：常非

放膽標新，創意征服港人

「香港有很多有錢人，資本雄厚，所以生意需要創新、特別，才有市場。」來自馬六甲的香港環亞集團董事長宋海西在商界「打滾」多年，深諳香港的經商之道。

1990年代初，35歲的宋海西創業時，選擇「引進」80年代末出現在歐美的「商務中心」商業模式。裝潢細緻、設備現代化，加上提供秘書、銀行操作等「一條龍」服務的商務中心，由於概念新穎，在香港廣受歡迎，後來逐漸拓展至大馬、新加坡、印尼、中國等。

然而，他並不自滿於那時的成就，商業頭腦也不曾歇下。工作時在世界各地到處飛，又讓他嗅到了機場貴賓室的商機。

「搭頭等艙、商務艙的乘客只佔15%，在等待轉機時能休息，有飲料喝；為什麼佔85%的經濟艙乘客，卻沒人照顧？」念頭一起，一個嶄新行業由此而生了。

1998年，趁著香港國際機場邀請建立商務中心的機會，宋海西提出貴賓候機室與商務中心合二為一的機場貴賓室概念。除了上網、複印傳真、列印等商務功能，機場貴賓室也提供餐飲、酒吧、沐浴、按摩、小睡等服務。

多國機場邀合作

不久後，第一家環亞機場貴賓室在香港國際機場「面世」，深受商務客的歡迎。這一機場服務創新的商業模式，引起國際媒體關注，多國機場紛紛邀請宋海西前往開設環亞機場貴賓室。

為了全力發展機場貴賓室，宋海西在3年前毅然結束已上軌道的商務中心生意，果然不負所望，目前環亞機場貴賓室已矗立在全球41個佔據點上了，吉隆坡國際機場（KLIA）及吉隆坡廉價機場（LCCT）亦是其一。

「有了貴賓室，機場就人性化多了，譬如從倫敦飛到吉隆坡過境逗留的乘客，經過十幾個小時飛行後，可以洗好澡舒服地吃一頓飯，還可上網，6個小時只收費85令吉而已。」談話時全無大老闆架子的宋海西，親切說道。

目前全球的機場貴賓室仍由宋海西「獨家」經營，過去轉機的不開心遭遇，造就了他開創事業第二春的契機。香港，這個極速變化的大環境在潛移默化中，是否為他的創新思維提供了一些養份？

资料来源： 同下

陳允中：在港「搞事」響往民主大馬

「香港人很聰明，社區參與城市規劃的理念學得很快！」「藍屋愈來愈多居民表示想繼續住，我們不一定會輸給房協的！」「皇后碼頭第一次上立法會，能迫使（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收回撥款申請呢，多了不起！」

2007年，香港政府準備拆遷皇后碼頭，碼頭上多了一群年輕人紮營守衛的身影，其中一人正是來自砂拉越的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陳允中。
他畢業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主攻都市規劃，在台灣大學建築及城鄉研究所深造時，開始策動民眾參與城市規劃，首個項目是在台北三重市後竹圍建公園。

自我調侃為「搞事分子」的他，2004年赴港教書後，一直站在捍衛公共空間的最前線，廣泛參與香港都市運動與社區運動。無論保衛天星碼頭或皇后碼頭、推動參與式規劃、抑或「留屋留人」活保育工作的文章，一篇篇發表在香港媒體上。

「我思考香港民主或城市問題時的參考作標不只大馬，還有台灣、中國及美國。」他受訪時舉例，香港示威者說香港警察常用暴力對付示威者，律政師也選擇性加重對示威者或泛民派人士的控告，但他心里很明白，相較於大馬或中國，香港警察及律政司文明斯文多了。

「然而，比較視野不是不改革的藉口。」根據這幾年的觀察，他認為香港是個民主實驗基地，有可能變成一個真正民主及平等之地；也可能在北京嚴控下，政治大陸化而變成另一個中國大陸城市。因此，市民社會變得極重要，也許能避免在經濟整合的趨勢下，不讓民主倒退惡化。

雖然身在異國，但仍每天看網絡新聞及部落格關心大馬時事的陳允中說，大馬在政治海嘯後的民主化進程，比起香港更令人鼓舞。

308大選後，陳允中對大馬政治前景充滿了希望。但香港社區民主運動還有很多深化工作要做，令他遲遲無法對返馬服務的想法有所行動。

他目前在進行香港第一個「留屋留人」活保育工作，要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社區的藍屋社區保育運動，他與同伴已進行了3年，尚需3年才能看到成積。

陳允中赴港發展，純粹是機緣巧合。911恐襲事件發生後，美國在布什總統的反恐政策下，排外情緒高昂，當時他只想立刻離開美國，到亞洲任何城市都行。「香港剛好有個職缺，就去申請，被錄取後就到香港了。」

來到後才發現香港很有趣，學術上不但是做中國研究的基地，更是一個在巨人（北京）腳下試圖民主化的大都市。那里有學術自由，社會生活又有挑戰性，他就留下來了。

他來自大馬，他為了捍衛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正在努力。

资料来源：同下

吸收養分，返馬延伸抱負

在香港的大馬華人，縱然已離開，但期間所付出的，仍為人所記；在香港吸收的養分，必然依舊滋養著他們的人生及專業。無國界醫生曾寶玲如是，漫畫彩稿畫家梁海煜亦如是。

「上星期某個下午，當我在兒童病房時，一個病重的小孩由門診部轉介過來。他的父母帶著他走了一天半，再乘獨木舟過河才來到醫院。但當我想要醫治那個小孩時，他已死了。」

「在非洲，死亡是一件太尋常的事。我嘗試保持專業，將自己從每次死亡中抽離出來，但我卻又永不能讓自己變得冷酷無情。這種狀態是很難維持的。」

在《塞拉里昂救援點滴》一文中，香港派出的無國界醫生曾寶玲在塞拉里昂的馬特魯市救援時，寫下自己對生死的喟嘆。

曾寶玲是道地的大馬華人，在我國完成首個生物科學學位後，赴香港大學醫學院就讀，1996年獲得醫科學位。

叛軍控制區救人

求學時期已熱心擔任義工的她，2000年加入無國界醫生。非洲塞拉里昂的弗里敦，是她首個被派往緊急救援的地方，她在2間醫院及1間醫療中心提供支援，多次到只能靠直升機進出，被圍困在叛軍控制區中的布邦娜鎮進行緊急救援。

2001年，她在塞拉里昂馬特魯市擔任醫療統籌，管理醫院日常運作。2003年，轉往擔任中國湖北襄樊巿愛滋病治療項目統籌。曾寶玲目前已返馬服務，義務工作未曾間斷。

另一位回歸派，是香港《風雲》等的手繪漫畫彩稿和海報畫家梁海煜。1995年香港漫畫行業轉型，工作外包成為潮流，其時他剛自吉隆坡的大馬專藝廣告、美術與設計學院（TOA）畢業，並留校教書，從院長手中接獲香港名漫畫家馬榮成的《風雲》封面彩稿和海報製作工作。

一年後，馬榮成來馬開辦漫畫展，梁海煜彩繪的海報大受歡迎，馬榮成興奮之下，邀請他往香港開公司──取名自「天下」和「梁海煜」的天海美術公司。

除了酒店、郵輪的美術裝飾工作，該公司也接下天下出版社的漫畫封面、海報彩稿製作。在香港發展5年後，梁海煜轉往深圳開畫室。後來妻子懷孕，重視家庭的他，毅然決定回流自中學畢業後就離鄉背井的檳城。

回到北海，梁海煜繼續承接香港的海報和封面彩稿製作，4年後決定與母校TOA開辦檳城分院，為我國培育商業美術人才。

资料来源：同下

大馬華人，揚威世界－香港

香港，一顆鑲嵌在亞洲的明珠，廉潔政府、自由經濟體系及完善法制發出的閃閃光芒，總是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注目，大馬華人自是其一。

不同於中國大陸，在香港的大馬華人中，商人佔少數，各領域的專業人士才是大宗。
如今，多達1萬5000名高學歷或有豐富工作經驗的大馬專才，藉著掌握多語的優勢，被吸納在香港這個繁忙的國際大都市。往往等到有人提起，才會驚覺，原來他們來自大馬。

20多年前，謝清海懷著「香港夢」，隻身從大馬遠赴香江；今天，他是亞洲最成功基金經理之一。其在1993年創立的惠理基金，已變身香港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資產超過34億美元，業務集中於大中華和亞太地區；2007年，更成為香港繳稅最多的公司。

頂著成功商人的光環，屬下都具備專業資格或至少大學畢業，很多人並不知道，謝清海沒有一紙值得炫燿的文憑。他，只有中學畢業。

香港夢得以實現，除了力求上進和無限拼勁，謝清海憑藉的，還有那麼一點點運氣，以及生對年代。若換作在外籍人士工作準證審批收緊得多的1990年代後期，他也許連一份工作都找不到。

「其實，基本上香港對外籍專業人士沒什麼法令限制，只要有公司願聘請，就很容易拿到事業性工作證。」來自馬六甲的香港環亞集團董事長宋海西，受訪向本報指出：「當然，現在要有學歷資格，加上工作經驗，不然就難一點。」

根據大馬領事館的數據，目前在香港的大馬華人約有1萬5000名。宋海西說，其中專業人士如會計師、醫生、律師等佔大多數，還有少數銀行家，在港闖出名堂的大馬商人不超過10多位。
香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的前局長楊永強，可說是大馬在香港的華裔專才中，最赫赫有名。來自怡保的他，1971年畢業自香港大學醫學院，在愛滋病和肝炎研究享譽國際，並於1999年進入董建華政府當官，出任衛生福利局局長。

雖然他在2004年的SARS疫災後請辭，但隔年獲香港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已肯定其貢獻。如今他是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助理院長。

公平競爭無歧視

普遍來說，律師是大馬華人在港的一大行列。香港馬來西亞人協會主席江潤紅從小夢想當律師，後來果真赴倫敦攻讀法律，因其父在香港經營地產生意，獲得碩士學位後，就追隨父親腳步，赴港發展。

擁有香港、英國、澳洲（維多利亞）及新加坡律師資格的江潤紅，現為香港希士廷律師行執行合夥人、深圳辦事處首席代表，主要從事離婚訴訟及行政工作。

「我喜歡香港的公平制度，這里不會因為你是大馬人而被歧視，競爭公平，女性工作機會也很好。」從越洋電話訪談，半鹹不淡的中文語調中，儘是她對香港的認同。

如今所興建的機場貴賓室遍佈全球的宋海西，也覺得在打工界中，香港最平等。回想當年他從大馬初到香港時，一句廣東話都不會說，但這樣反而「佔盡優勢」，因為同事們在很多時候都會伸出援手。

大馬華人專才在香港受到歡迎，除了多在英美留學，跟得上英美制度外，能操多語亦是一大優勢。「現在香港很多會計公司、律師樓等都往中國大陸發展，大馬華人的中英雙語都講得好，廣東話、福建話也難不倒我們。」

近年來香港積極推廣學習中文，雖然大馬華人的語言優勢會逐漸消失，但宋海西卻很樂觀，直言若論勤勞度，現時香港年輕人的拼勁遠遠不如大馬華人。

「過去20多年香港經濟太好了，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叫做苦，拚搏精神弱了很多。」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日期：大约2009年10月8日。作者：房翠瑩

國力遜色，人民競爭力強

人才外流非新鮮課題，但此問題至今仍無法圓滿解決。聽眾張先生來電發表見解。

他將人才外流的原因歸納為3點。首先是薪金問題，意指外國能提供更高的薪水。
其次是人才不能在我國有所發揮。「既然是人才，就一定想學有所用。我國是否有這樣的環境，使到這些人才有所發揮呢？」

雖然如此，他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我國存有太多不公平的現象，而且國家過去不重視績效。

「在大馬，身份比能力更重要。」他說，大馬人往往覺得知識並非那麼重要，而心灰意冷。

對於張先生的說法，隆雪華堂社會經濟委員會主席陳松林補充：「我國競爭力確實輸於鄰國，但這是可以改善的。若以個人的競爭能力而言，大馬人的競爭能力則非常強。」

他解釋，大馬是多元種族社會，人民擁有較大的世界觀。反之，一些單元種族國家如韓日的民眾較局限於自己的傳統文化。

「如果你把大馬人放到印度、中國，甚至非洲去，他們都很容易融入別人的文化。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在一個多元的文化環境下長大。」

言下之意即指大馬人競爭力強。這固然是件好事，惟國家是否珍惜這批優質的大馬人，善用他們的才智？如果有，人才流失就不會被喻為大馬永遠的痛。

聽眾劉美財也傳送短訊到節目中感嘆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出爬！除非不得已，不然有誰願意離鄉背井去做二等公民？有能力的人去哪都不是問題，但月亮還是故鄉的圓啊！」

Source: Same as Below-mentioned

空間狹窄，政策困住人才

大馬人才外流情況嚴重與否，嘉賓各有所見。記者在節目之餘再採訪民主行動黨八打靈再也北區國會議員潘儉偉。他曾在新加坡求學6年，其電子商務公司也在新加坡上市。

他認為，大馬人才外流的情況特別嚴重。尤其身邊許多朋友都已在獅城工作多年，有些甚至已成為新加坡公民。

日前，檳城首長林冠英批評大馬「留木材，失人才」時，也特別強調新加坡政府醫院內的專才就有40%是大馬人。

「新加坡最主要是看人才，不分種族和其他因素。而且，獅城招納的不單大馬人才，也歡迎全球人才。」潘儉偉舉例，新加坡發展銀行曾邀請一位美國人擔任首席執行員。他反諷，我國連非土著都不曾擔任馬來亞銀行首席執行員，更何況聘請外國人？

他還說，新加坡航空公司首30年聘請了前馬大教授擔任主席，將新航領導成為全球盈利最高航空公司。

相較獅城，我國取納人才的方式明顯存在缺陷。潘儉偉強調，我們不能阻止人才往國外發展，因為國外薪金和福利確實較優厚；撇開薪金，還有更多因素造成大馬人才外流。

他稱，大馬政府不懂得珍惜人才及國內諸多不公平現象，是造成人才外流最主要問題。他將矛頭指向新經濟政策，說：「當非土著在此政策下得不到平等待遇時，就出現大批人才外流。」

他舉例，一些承包商和高官有密切往來，就輕易得到合約；一些公司100%採用土著員工。種種例子說明，人才在大馬擁有過於狹窄的發展空間。

如何留住大馬人才？他回答：「國家一定要有公平的教育和工作政策。政府要證明給人民看，我國沒有邊緣化任何人，而是公平、平等對待所有國民。」

他也認為，大馬必須轉變在貪污和執政問題上的負面形象，並鼓勵外國人進來。

Source: same as below-mentioned

月缺風寒，專才回國團圓

我國有許多人才外流，亦有專才回流。馬大醫學院副教授李永業醫生就是其中一位。節目中特別連線他，詢問其觀點。

也是泌尿科專業醫生的李永業曾在愛爾蘭、英國、美國居留了長達21年。在國外生活條件優渥、專業備受認可，他最終卻選擇回國。愛FM主持人丁秀蘭就問：「為什麼選擇回來呢？」

他坦言，雖然在國外發展不錯，各方面條件也很好，但他仍覺得缺少親情。親情可謂他回國的最主要原因。

他認為，自己多年來忽略家人，也背叛了華人的根，甚至一些東西已消失都來不及抓住。回國後，讓李永業不必和家人分開兩地了。

他續稱，回國也是為了尋求探險性。「我在外國的職業已很穩定，知道自己在20年後會怎樣。不過我在這里可以創造一個新的未來，而我覺得這樣比較多姿多彩、較有挑戰。」

對於人才歸國貢獻的現象，李永業認為，國外早已人才濟濟，多年在外國所學如果沒有用於祖國，可說是非常浪費。

他闡述自己歸國後的感觸時說：「前幾天的中秋節，我想起小時中秋望著明月時在想，西方的月亮一定比較圓，所以一直冀望到國外發展。但上星期我到倫敦再看月亮時，才發現外國的月亮並沒有這麼圓，天氣反而有一點冷。」

他解釋，在國外，由於他是接受中文教育，比英文教育的人低一等。因此，他一直想要爭取學位和文憑，但由於缺乏親情，也讓他感到很空虛。

綜上所述，可知親情是李永業選擇回流大馬的重要考量。當丁秀蘭問他回國後有什麼後悔之處時，他立即回答：「我唯一後悔的就是沒有早點回來！」

Source: Same as below-mentioned

                       隆雪華堂社會經濟委員會主席陳松林（右起）與本報記者李馨蕾、

愛FM主持人何佳文及市場經理丁秀蘭，在世界地圖上「找尋」大馬人才外流的遍佈地。

大馬面對人才不足的同時，大量專家級人才流失國外，成為大馬永遠的痛。雖然如此，也有不少揚威世界的大馬華人，國際成就提升了大馬的聲譽。

國家發展需要大量人才，若外流人才汲取國外精華後回國服務，必帶來巨大貢獻。要吸引人才回流，國內就必須廢除許多不公平政策，並以個人能力為標準，而非個人身份。
這一期的「愛談天下事．開講東方議題」邀請了隆雪華堂社會經濟委員會主席陳松林，與本報專題記者、愛FM主持人一起探討如何留住大馬人才。節目更通過電話連線現任馬大醫學院副教授的回流專才李永業醫生，暢談心得。本報同時電訪曾擔任新加坡上市公司首席執行員的行動黨秘書長經濟顧問潘儉偉，探討問題癥結。

「據報導，人力資源部在去年指出，大約80萬名專家級大馬人在外國工作。」愛FM主持人兼節目經理丁秀蘭，在節目開始時就提出這令人詫異的數目字。

談及大馬人才外流情況，隆雪華堂社會經濟委員會主席陳松林指責，許多由我國政府派出去的獎學金得主，在國外升學後就在當地創業、定居，很少回來。

「國家提供了獎學金讓他們求學，希望他們回國後分享經驗，但他們卻反而一去不回頭了。」

陳松林說，即使不是國家提供獎學金，但至少他們的啟蒙教育，從小學到中學都是政府提供的。出國升學後就不回來了，政府付出的努力都白費。教育他們後，他們就去到別的國家，為其它國家服務了。

然而，為何這批人才選擇留在國外發展？陳松林解釋，現在民眾對生活素質和品質要求高，於是就到國外尋找更優質的生活，因為國外的硬體和軟體方面的條件都較好。

「硬體方面是社會治安、空氣等的條件，最重要的還是企業文化。軟體條件指的是國外的生活文化、風俗習慣、學術氛圍、崇尚基本民主人權等，都是吸引大馬人外流的條件。」

他補充說，我國一些專才屬於特定行業，國家沒有必要強留他們。這樣做反而會限制他們的發揮。

無奈面對外流
雖然如此，我國在面對大批人才外流的同時，顯得十分無力。政府是否能制定一些方案，留住人才？

陳松林建議我國借用外國成功的經驗，如台灣前總統蔣經國設立了新竹科學園區，把外國一些專才引回台灣，然後提供他們許多福利，包括洋房及提供資金開發企業等，這是值得考慮的做法。

愛FM主持人何佳文補充，這就說明人才需賦予尊重，讓他們覺得被賞識，從而產生留守我國的意念。

回流專才、馬大醫學院副教授李永業醫生則建議我國打「親情牌」。「金錢不是一切，為國家服務以及和家人在一起的滿足感，比金錢更重要。我認為可以利用這種方式讓更多人回來。」

此外，一些人才回國需要經過複雜的申請手續。因此，他建議政府不要設下那麼多障礙，以吸引更多人才回歸。

既然是人才，就應該有所發揮，但國內諸多不平等制度成了大馬人才的絆腳石。因此，聽眾小楊就在短訊中強調：「公平和透明化的制度很重要。誰會在『立下汗馬功勞後，升級的人不是你』的一間公司上班呢？」

另一位聽眾蔡匯源發送短訊說：「最重要不要以土著與非土著之分，或固打制來遴選進入大學學額。只要申請者符合要求就必須給予考慮，如果政府還是繼續這樣遴選成績的話，許多擁有佳績的學生都無法進入本地大學，導致他們逼不得已而到其它國家深造。」

主講嘉賓：
陳松林（隆雪華堂社會經濟委員會主席）,   李馨蕾（東方日報專題記者）

連線嘉賓：李永業醫生（馬來亞大學醫學院副教授）

電話訪問：潘儉偉（民主行動黨秘書長經濟顧問）

電台主持人：丁秀蘭、何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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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慈善 好商譽創大業

「1980年代，大馬華人在中國的事業集中於投資性質，後來較出名的就是百盛，因是百貨公司，中國人都知道這是大馬公司。」馬中友好關係協會總財政拿督黃漢良直言，要在大馬闖出名堂很容易，但中國太大了，要出名可不簡單，除非如同百盛般，普遍設立在中國各主要城市。

的確，我國華商多在祖籍地或重點地進行投資，再逐步往外擴展，銷售網絡遍佈中國各地的企業，確實較少見。百盛之外，另一家就是完美公司董事長拿督古潤金在廣東中山市創辦的完美日用品公司。

短短15年，該公司從幾百平方公尺的小廠，到今天在中國擁有3 3家分公司、設立5家國際經營機構的直銷巨頭，已全然擺脫「地方性」性質，向全國性規模邁進，年銷售額數十億人民幣。

古潤金是中山市名列前茅的納稅大戶。有者言，其成功秘訣之一就是充分運用了「中國理念的慈善經營」戰略。

原來， 多年來完美公司在中國各地積極參與社會公益，舉凡希望工程、抗洪救災、體育衛生、文化文藝、醫療慈善等領域，都獲得古潤金傾情捐助，款項達數千萬人民幣。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古潤金髮願要在中國貧困地區捐獻100間希望小學，奠定了他在中國的好名聲，相對有助於事業發展。

我國其他華商進軍中國，多在某一地區進行重點投資，勝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柯來發、林木生集團董事經理拿督林福山、中國海南宏發置業董事長拿督鄭金炎等，都循著這條路走。

柯來發在1990年代到廣西南寧開發的榮寶華商城，如今佔地300多畝，榮膺中國值得尊敬的房地產品牌企業，成為廣西房產界一顆璀璨明珠。由於熱心慈善，他被授予中國優秀民營企業家、南寧市先進生產者等稱號。

耗資逾2000萬令吉的海南文昌高爾夫球會，集高球、餐飲、客房、休閒、商務於一身，是鄭金炎和一批企業家在中國投資的重頭戲。為當地提供大量就業機會，並大幅度增加當地旅遊業收入，海南省政府在2007年授予他投資類赤子楷模榮譽。

做生意和慈善並行，看來是在中國經商的不二法門。

資料來源 : 同下

鐘廷森：外資鬆綁 營商水到渠成

坦白說，我不相信有任何特定公式可確保在中國做生意的成功。」目前在中國26個城市，擁有46間百盛百貨公司的金獅集團主席丹斯裡鐘廷森，論及進軍中國的秘技，侃侃而談。

就像在任何其他國家做生意一樣，要進攻中國市場需要有文化知識、財務資源、時間和承諾。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之前，還必須有遠見、規劃、自我評價，並確定公司的業務實力。

金獅集團1993年開始在中國實際投資，然而，事實上早在1978年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計劃時，鐘廷森就已對投資中國產生興趣，更在1979年購入中國的鋼鐵零件和煉鋼廠用的半製成品。

1985年，他參與前首相敦馬哈迪訪問中國的代表團，一年後親自率領金獅集團高層再度訪華，深入探究其投資環境及實際情況。「我發現，中國當時仍對國外投資趨於保守，譬如，他們說你能來這裡投資，但產品必須100%外銷。我們聽了，覺得從投資成本和市場來考量，並沒有比在大馬生產來得划算，因此當時沒決定投資。」

這一等，就等了6年。1992年鄧小平提出著名的南巡政策，為國外投資開路及釐清疑慮，金獅集團也在隔年正式進軍中國。幾經探勘後，1994年決定以北京作為突破口，與中國工藝美術集團合作，在中國開了第一家百盛百貨公司。

鐘廷森分享道，要進軍中國零售業，須先瞭解不同地區的多樣性。因此，之前他派出專業團隊進行市場調查，大量研究各方面的涉及因素，如城市規劃、物流及消費者購買力等。

熟悉中國地方及中央政府的投資政策和法規也很重要。按照當時的規定，投資零售業和汽車行業的外商，必須要有佔大股的中國夥伴。但那時中國剛改革開放，當地政府和企業在營業操作方面，效率差強人意，許多外商不願與他們聯營。

「但經驗告訴我，遵循政府指導的中國企業，較為靠得住，我認為這是一個安全的方式，結果證明我對了，我們得益於合資企業。」他不無驕傲地說。

其後，金獅集團在中國陸續投資汽車、商務車、摩哆、卡車、零件、輪胎、啤酒廠、電腦等多個領域，投資額大約10億美元。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零售業外資的限制鬆綁，允許外資占100%股權。「我們希望能在5年內達到100家百盛的目標，讓中國主要城市都能見到百盛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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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華人 揚威世界－中國篇

一些大馬華商如黃漢良（左）在中國生意上軌道後，改以「遙控」方式掌管事業，

並無長期鎮守當地。開齋節期間，他與中國駐馬大使劉健相見歡。

中國是我國老一輩華人永遠的鄉愁。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無論是基於情意結抑或「瞄準」中國的遠景，大馬華商湧入祖籍地經商，形成一股歷久不衰的風潮。隨著中國崛起，加上近年來陸續開放多重行業，這股風潮更有愈演愈熾的趨勢，除了經商注資外，也多了專業人士的蹤跡。

可以肯定的是，在高度競爭的今時今日，大馬華人「搶灘」中國，已不只是簡單的情意結而已。

情牽故鄉，義投巨資

1979年，來自八打靈再也的賴錦仁被百事可樂公司派到中國時，那裡連一家百事可樂廠都沒有。16年後他退休時，13間工廠已林立在各縣市了。

設廠，是當時身為百事中國區域副總裁的賴錦仁的職責。那時中國初步提出改革開放，設廠過程一波三折，遊說各縣市政府，也成了不簡單的任務，往往需時2、3年，才能成功開設一家廠。

而且一開始時，賴錦仁的工作根本就不是在中國賣百事可樂。在那個年代，中國沒有外匯，每每需要先幫中國的經銷商賺取足夠的美元來購買百事可樂的濃縮劑。

他坦言，開一家廠真的非常辛苦。「在深圳，我們還能把百事可樂出口到香港，來賺外匯；但在成都，就得幫忙出口絲綢；福建則幫忙出口磨菇來為當地經銷商賺取美元，以便他們能購買百事可樂的濃縮劑。這樣的對消貿易一直持續大約7年後，中國經濟變強，才不再需要美元來進行對外交易。」

隨著百事可樂建廠的「路線」，賴錦仁在中國四處遷移，從福建、廣東等地移往北京，最終落戶上海。如今，他已在上海定居14年，1996年成立上海馬來西亞聯誼會，被在上海的大馬人暱稱他與太太為Pakcik（伯父）、Makcik（伯母）。

摸著石頭過大河

除了被派駐中國的「高層級專才」，還有另一種是馬中兩邊跑的大馬「老闆級」華商。馬中友好關係協會總財政拿督黃漢良，自1980年代起就因紡織品生意而與中國有所接觸，1992年正式注資中國。

「那個時代的大馬華商，可以簡單歸納成是一種情意結，都是親戚朋友在家鄉，跑去投資，有的成功，有的則否。」那時，中國政府對外資的要求較低，一千幾百萬元的小資本，都無任歡迎。

在中國開辦國際學校和從事房地產生意的黃漢良坦言，投資初時，真的是「摸著石頭過河」，也曾遇到資金被捲走、管理不當等問題，但幸好最終都得以圓滿解決。

在眾多產業中，黃漢良認為最好管、最容易控制及最賺錢的，是房地產。其得意之作是在貴州興建的商業大廈──投資2億人民幣，如今市值4至5億。

「房地產就是掌握其趨勢，上下有時間，是波浪式的，政府政策出來後，可能會影響銷售，但不久走勢就會上漲。」

黃漢良看的是大方向，中國幾十年來並無大舉興建房屋，解放前的多是百年老屋，需要維修，而且中國人傳統觀念是「住」最重要，自己要、還要為孩子買一套，所以房子一直供不應求，價錢下不來。

當年他建的房子有其特色，譬如在成都的工程，最早做電梯，住宅下建停車場。「以前中國8樓、7樓都用樓梯走路，我們建的在8樓就用電梯；現在中國的車沒地方擺，這兩項可說是超前的。」

賺快錢不切實際

黃漢良正色說，在中國最怕是跑捷徑、要賺快錢，這不切實際。「基本上中國人都是法治的，在中國投資那麼久，過年過節送一些禮是正常，但沒遇過要錢或要紅包的。」

「中國人說『人的因素』，大馬華人在中國發展，若找對項目、用對人，肯定回酬是一片光明。」

資料來源: 同下

唯才是用，提拔跨足政界

「不說李光耀那一代，那時幾乎有一半政治人物具有大馬背景，當前新加坡的政治人物中，職位做得最高的大馬華人，就是來自檳城的衛生部長許文遠。」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何啟良在受訪時，劈頭就點出大馬華人涉足新國政治界的特點。

的確，相較於中港台，大馬華人「搶灘」新加坡有一個較為罕見的現象，即能融入當地政治界。在當代，除了許文遠，國會議員李美花及伍碧虹也是「大馬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獨立早期，代表性人物更包括3位副總理：杜進才（曾是衛生部長）、吳慶瑞（曾是財長、防長）和拉惹勒南（曾是外長），以及首任大法官楊邦孝等。

來自馬六甲文廟的李美花在2006年新加坡大選中，代表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披甲上陣，成功當選為94位國會議員之一。

回想李美花的留新之路，似乎注定了往後她將以新加坡為家的宿命。1980年，她以優異成績考入馬來亞大學，但無法如願被分配到喜愛的工程系，入學一個月後，接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工程系的錄取通知，幾經考慮下終於毅然離開家鄉，赴新深造。

她曾說過，當年作此決定，其父的鼓勵是關鍵。「我爸爸當時認為，新加坡的體制是根據成績與表現作為個人能力評定的準繩，我到了新加坡將會有更好的發揮空間。」

大學畢業後，李美花繼續留在新加坡工作、結婚生子，隨後入籍。現為宏茂橋集選區國會議員的她坦承，雖然大馬政府亟需本地人材回流，但她並沒有回國服務的打算。

新加坡政府自求學時期便為她提供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又讓她繼續深造，如今又讓她成為執政黨一員。「因此，我要飲水思源，留在新加坡為當地人民服務。」

自小在膠園長大的李美花，被新加坡媒體喻為草根國會議員，精通3大語文及福建話。由於在國會里敢怒敢言，她也被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喻為比反對黨更兇的執政黨議員。

淡濱尼集選區議員伍碧虹同樣來自我國，同樣也在新加坡接受大學教育後留下，但與李美花不同的是，她當選國會議員前，曾在新加坡《海峽時報》、《新報》前後當了15年記者。

因為工作關係，她經常接觸新加坡部長、議員等，深深體會到他們服務國家的熱忱，因此決定棄筆從政。

「在現今，基本上大馬華人在新加坡從政的不算多，大多是被提拔上來的。」何啟良指出，要在新加坡當政府高官，必須歸化新國國籍，沒開放給外籍人士，若能獲得政治領導人的賞識，也許就被提拔上位。

资料来源： 同下

精英政策，全球化招人才

1970、80年代，大馬是新加坡主要「求才」所在，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何啟良直言，今時今日，這種優勢已漸顯弱化。

「以前新馬一家的觀念如今已逐漸淡薄，面對全球化熱潮，新加坡過去10年乃至於未來的徵才趨勢，已不侷限於大馬『華』人，而是把目光投向世界級頂尖人才。」

過去，新馬一家親，加上無論從文化、語言、教育背景等，大馬華人與新加坡社會都頗為接近，排擠感不強。而新加坡作為華人社會，欲以華人為核心，不希望75%華裔人口有所下降，所以通過順其自然的交友、通婚，大馬華人容易融入該國社會。

何啟良笑說，雖然現今新加坡移民法令寬鬆，對高等學歷人士尤其歡迎，但該國國家發展一是英文至上，二是精英政策，什麼都要世界第一，赴新發展的大馬華人，勢必得承受這龐大壓力。

「坦白說，過去大馬華人在大馬的國民教育下，英文水平持續退步，在新加坡就業競爭，首先面對語文問題，尤其獨中生在這方面更為吃虧。」

在藍領階級方面，雖然新加坡近年來大量引進薪資更為廉宜的泰國及中國勞工，但在技術性如修車、煉鐵等領域，還是依賴來自我國的熟練工人。

资料来源：同下

董素華：親情留故鄉，感恩新家國

天濛濛亮著，擁擠車龍在新柔長堤上塞成一幅恆常的風景，當中除了打工族外，其實也「暗藏」不少越堤求學的莘莘學子。數月前5度獲頒紅星大獎最佳新聞播報時事主持獎的新傳媒主播董素華，也每日往返長堤，渡過了她的中小學歲月。

在新山寬柔二小念完一年級後，董素華的母親徐美珍毅然決定把她轉校到新加坡聖嬰女校。小小年紀的她，最大的衝擊莫過於從此必須為了配合校車載人的時間，每天凌晨5點多摸黑起床。

「為了訓練獨立性，媽媽並沒起身準備早餐，我都是自己沖泡飲料配麵包吃，最常吃的是美祿和白麵包。這造成我長大後，對這個早餐配搭敬而遠之！」語氣間不無委屈，但絕無半點後悔。

把孩子送到長堤彼岸求學，是新山不少家長的選擇，董素華老家至少有兩戶鄰居也這麼做。對母親這個儼然改變自己一生的決定，兄姐分別在大馬獨中及國中就讀的董素華時常猜想，除了對新加坡雙語教育深具信心外，其母或許認為應讓她嘗試另一種體制，讓子女們的成長背景更多元化，能互補不足之處。

從純英語教學的聖嬰女校、注重英文和中文兩種文化培訓的南洋女子中學，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數學系，董素華就這麼沿著大部分新加坡學子的路行走，完成了教育歷程。

雖然大學主修數學，董素華在大四畢業後（1997年），決心追求生命中另一個最愛──中文和新聞時事。而此舉也讓口條清晰、深具親和力的她成為新加坡家喻戶曉的名主播，更連續5年獲紅星大獎最佳新聞播報時事主持獎，但她卻沒被獎項沖昏頭。

「能獲得最佳殊榮的確是莫大光榮，然而我很清楚，榮耀是過眼雲煙，時間一久，記得你曾經得獎的人不會有幾個。」她認為，與時並進、不斷超越自己，才是讓觀眾永遠記得的最好辦法。

加入新傳媒時，她從新聞的編輯做起，後來才慢慢步入記者和主播生涯。由於她從小在新加坡教育體系下成長，不論求學或工作，並不覺察自己的背景和其他人有所不同。

她說，新傳媒對大馬籍員工也沒有所謂的「大小眼」。加入公司3年多、擔任主播數個月後，新傳媒派她到台灣浸濡3個月，包括到大學研究所旁聽和到當地電視台實習。

「這樣的機會不是人人都有，尤其我那時還沒入籍新加坡公民，所以對公司願意接納外來人士，給予公平待遇充滿感激之情。」

董素華的另一半張德健是新加坡公民，1998年她也選擇成為新加坡公民。新加坡社會由上至下對海外移民包容、廣納海川的心態，是她在這片土地上紮根的重要原因。家庭、朋友和工作，則是她以此為家的重要支柱。

「大馬是我生命的起點，也是我的故鄉，有著親情的眷戀。」父母和姐姐現在都還住在新山的董素華說：「新加坡則是我受教育、組織家庭和事業起飛的地方，有著一份感激之情，更多了一份熟悉。」

资料来源： 同下

大馬華人 揚威世界 系列

大馬華人，揚威世界-新加坡篇

 
新加坡與大馬歷經分合，複雜的歷史糾葛、恩怨情仇，造就了一些至今仍無法化解的心結，雙邊關係不時陷入「敏感」狀態。然而，無可否認地，1980年代起大馬華人尤其柔佛人的「獅城淘金夢」，二三十年來，隨著新幣幣值節節高昇，風潮持續加溫，而今新加坡更成了我國華人的理想就業「聖地」。

從以往的藍領階級，過渡到如今的白領、高學歷人士，新加坡吸納大馬華裔專才，領域益見多元，層次益見高明。工程師、大學教授、電視台主播，乃至於國會議員及新加坡內閣部長，皆可窺見大馬華人的身影。

當然，他們之中，大多已歸化新加坡國籍，或已成永久居民。雖然我國難免哀嘆一聲人才難留，但看著他們在長堤彼岸發光，仍覺心喜。

2007年新加坡國慶慶典後，來自柔佛昔加末的髮型師顏天發，一夜之間紅遍獅城，皆因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公開「點名」，指他具備了新加坡多數人所缺乏的才幹與技能，是新國所要的人才。

其實，在被點名前，顏天發的名頭已很響亮。章子怡、鞏俐、李玟、劉嘉玲、MaggieQ等中港台巨星來獅城指定要找「新加坡最好的髮型師」時，每每被帶到他面前。尤其章子怡，近幾年走遍世界各地宣傳電影，總是「御用」顏天發打造動人髮型。

1972年，12歲的顏天發就從柔佛越堤到新加坡當美髮院學徒，從洗頭、打雜做起，月薪只有30新元。由於吃苦耐勞加上深具天分，很快由組屋區「進攻」到市中心。18歲時，他被送到香港和英國學藝；24歲便與人合夥在烏節路開設髮廊，幾經波折後，終於打造成目前數一數二的規模。

據悉，收費10新元的廉價剪髮店遍佈新加坡的今天，顏天發剪一個頭收300新元，卻依然門庭若市。

雖然「大馬淘金客」在新加坡一直是個敏感數據，未曾公開，但如同顏天發般在鄰國默默打拼的，肯定有千千萬萬個。據知，未包括在新國境內長短期工作與定居的大馬人，每日來回馬新長堤關卡的大馬人，就超過10萬。

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的何啟良，也在1990年毅然出走大馬，加入轉業新國的大浪潮。他向本報說，在新國各領域如教育、科技、服務業等，都遍佈大馬華人的足跡。

「新加坡各大學中大馬籍老師相當多，只不過若無人問及，大多不會特別提起。我們都在平凡中生活，除非獲得諾貝爾獎或中央研究院院士，才會強調吧！」語畢，他不禁哈哈大笑。

數十年來，新加坡一直「悄悄」往我國各中學及大學「招募」學生赴新就讀。何啟良卻不像一般留新人士，他不是畢業自新加坡當地大學。

自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後，一心響往學術界發展的他，曾先後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及大馬拉曼學院任教，但其時我國正推行新經濟政策，局勢對華人不利，加上私立大專不若現今林立，思前想後，只有台灣、香港及新加坡是出路。最終他選擇了新加坡。

真正有成就就不過幾個

主攻馬新政治研究的何啟良，對馬新的華人社會、政黨、華人與政治關係等，瞭解透徹，常在東南亞主要學術期刊，以中英文撰寫大量有關大馬及新加坡政治問題的文章。

「政治在新加坡是最敏感地帶，但新國政府及大學管理層都沒干預我們的研究。當然，老師們在這個大環境中，還是會稍微自我約制，這很正常。」

雖然在新加坡發展的大馬華人眾多，然而，率直的何啟良坦言：「真正有成就的就不過幾個。要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沒這種野心；要在學術界成為頂尖專家，在大環境下也不容易做到」。

他解釋，這是因為無論白領或藍領階級，大馬華人赴新發展的目的，還是以經濟為主，尋求安穩職業、安定生活，讓子女受更好教育，並與現代社會接軌。

平穩安定、手頭寬裕，不就是普羅大眾最大的祈望？那些在鄰國奮鬥了數十年，把一輩子最精華的青春「投注」在彼岸的大馬華人，對新加坡的認同感恐怕已超越大馬這個所謂的祖國了吧。

2005年入籍新加坡的顏天發，接獲當局來信得知申請已被批准時，百感交集下蹲在角落里哭了半小時。「章子怡想叫我跟在她身邊做頭髮，可是我婉拒了，說是因為新加坡還有很多人要跟著我吃飯；事實上，我心里是想不能只幫章子怡一人做頭髮，也要幫新加坡藝人做。」

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回饋新加坡。

资料来源：《东方日报》。大约6。10。2009 刊登。作者： 房翠瑩

留台發展門檻高 真本事成就過江龍

「除非是無法取代的工作，否則『就業服務法』的存在是合理的，畢竟台灣得考慮島內高失業率的問題，否則將面對民眾及勞工工會的反彈。」對於僑生畢業後居留台灣的高門檻條件，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表示可以理解，因為這是台灣對本島人的就業保障。

根據台灣「就業服務法」，僑生若從事專門性與技術性工作，平均月薪得達到4萬7971新台幣以上（5167令吉），且需由僱主出具證明，才可在畢業後留台就業。但要知道，即使擁有碩博士學歷的當地人，也很難獲得如此高的起薪，說明了台灣政府原則上並不鼓勵僑生「滯」台發展。

很多僑生想盡辦法仍無法符合居留條件的失落感，群聯電子董事長潘健成似乎不曾嚐過。就讀台灣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所期間，他曾在工廠做日光燈，也曾跟著老師研究電磁爐、馬達及攜碟機，後來老師成立公司，畢業後就留了下來。

「台灣政府的想法當然是說，不要把台灣不需要的人留下來。你聘請他，表示他有價值，那就給他高薪；若薪水不高，表示他沒有價值，那你應該聘請台灣人。」因此，他時常扮演貴人角色，幫助僑生繼續留台。

雖然希望台灣政府能把僑生居留門檻降低，但他不否認，這對僑生而言也是個挑戰。「要留下來，就要有本事。不是留在台灣，連打掃的也做，這樣不好。」

资料来源：同下

蔡明亮：大馬環境開倒車 台灣創作更自在

「當初正值回馬或留台之際，發現若要創作，我可能得出走。」國際大導演蔡明亮，台灣之於他，是個可以創作的地方。

台灣1980年代解嚴後，政治開放，都市建設變化劇烈，從農業社會快速過渡到工商社會。「我不說這是一種進步，而是讓我經歷了一個時代，進到更多現實里，自己內在產生很多衝突。因此，我往往要走一步看一步想一步，不是往前走就好。」

雖然經濟起飛後社會問題漸漸曝露出來，綁票、政治鬥爭不斷，台灣在文學、電影等領域有深厚的文化傳承，加上比中國早開放，沒有文化大革命斷層；又不如香港西化，人文氣息濃厚。

「外人看台灣，感覺亂糟糟，但其實她有自己的秩序，『島國』個性強烈，人文素養高。」堅定的聲音緩緩從訪問中的電話里流出：「對我來說，在台灣，創作越來越自在自由。」

蔡明亮執導的電影如《愛情萬歲》、《河流》等，在各大影展告捷。然而，創作十幾年後，回望大馬，他發現問題更形嚴重。

比如，因情色與裸露鏡頭，《天邊一朵雲》一開始就備受爭議，但台灣新聞局很快判定為「創作藝術」，最終一刀未剪通過，成為亞洲首個上片的地區。

「能否判斷色情是素養，不能說脫衣服、做愛就是色情，在台灣可以自由創作；但在大馬不只會惹來非議，還要剪要禁，有時甚至不是因為色情，只是鑑於髒亂之類的原因，封閉性嚴重。」

2006年蔡明亮回馬拍攝《黑眼圈》，試圖透過流浪漢和外勞來談「照顧」的故事，但我國政府卻因流浪漢成群、垃圾與廢棄建築藏匿外勞等畫面，認為破壞國家形象、影響大馬觀光年而禁片。雖然幾經轉折後允許上映，終究難逃被剪的命運。

他不無感慨地說，這對他其實影響不大，頂多不來大馬拍攝或放映；但對大馬來說，卻是個大問題，因為已大開倒車。蔡明亮無庸置疑是大馬公民，但其作品或思想，好像與我國存在著一種「這麼近那麼遠」的微妙關係。他也曾說過，其電影在我國基本上不是被禁，就是沒有片商有興趣，不敢上映，因此他覺得其作品與大馬觀眾沒有任何對話。

在消費時代進行個人創作，阻力處處，蔡明亮表示，無法文謅謅思考圓不圓夢的問題，只覺得拍電影是自然進行的工作。雖然對他而言在哪里都一樣，但很多時候環境是創造出來的，不是說大馬困難，台灣就不困難。台灣也有很多制度及規定，要否碰觸禁忌，限制能否突破，不做就不知道。

蜚聲國際的蔡明亮長居台北，以台灣導演身份發光發熱。但在檔案中，永遠保留大馬公民的註腳，出生古晉，更是他很大的驕傲。

「大馬及台灣是影響我最深的兩個大環境，但最早的天性可說在古晉這個多元環境下養成。」他坦言，文化、生活、語言、宗教、人種上的複雜性，養成他喜愛自由的開放個性。

但若因此界定為一定要回國做一些事才行，他則無如此強烈的地域或國家觀念。所以無論冠給蔡明亮大馬人或台灣人的身份，他都沒什麼感覺，因為他是地球人。

「我在台灣生活、事業在這里，但沒很強的歸屬感，其意義……就是一個因緣，有機會在台灣發展，很難說是異鄉、家鄉或圓夢的地方。我們都在這個地球上，我的漂泊感讓我感覺在台灣也像外勞，但被尊重。」

资料来源：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