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誕之啟示與省思

转载自《东方日报》
作者：古元佑
日期：2010年5月24日


每逢感恩的5月，除了不忘（父）母親養育之恩外，還有佛教徒最為重視的「衛塞節」(Vesakhapuja)，又名「浴佛節」。紀念佛陀的聖誕是感悟慧命成長，「孝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佛不是宇宙人生的創造者，也不是為福為禍的主宰者；而是一個徹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者，同時說了許多教人覺悟的法則，即所謂佛法。「覺有情」是佛教真正的目的。佛陀如大良醫，興運大慈大悲，以自覺去遍覺一切有情。

早在1950及1954年，世界佛教徒聯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分別於錫蘭首都哥倫坡及緬甸仰光召開大會議決：每年五月月圓日，這個殊勝的日子里，我們共同憶念佛陀的誕生、正覺及涅槃。後者更訂定每年此時為「世界佛陀日（Buddha Day）」以此啟示佛陀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智慧光輝照耀有情；並藉此發揚佛陀慈悲平等之教義，宣導世界和平。

今2010年也是釋迦牟尼佛2554年誕辰。馬佛總訂定的衛塞節主題為「正知正見，共建和諧」。宗教不同並不矛盾，反而可藉由觀摩來思考彼此殊勝之處，讓人們感受更多的人生經驗與生命的知識。

惟有懂得協調、包容，必會發現「一半一半」（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真美好。....宗教帶頭示範解決問題與表達不滿，必須透過交流接觸（互動）進而達致全面性的文化交流，乃至透過國家立法機關之管道。理念愈清楚，包容也就愈大，這才是所謂的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

自漢唐以來，佛誕已流傳為民間節日。其意義在於追思佛陀偉大風範之外，並藉浴佛儀式，洗滌人們身心（煩惱妄心）；時時以承續佛法慧命為業，讓佛光永照人間。

星雲大師叮嚀：「信佛教者，如果心中有佛，眼見、耳聞、心想都是佛的境界、佛的慈悲言行。懂得開發心中寶藏者，是富有的人。」

即便我們無法達到圓滿無礙，惟要有一顆尋求圓滿的心。藉此佛誕佳節，以「佛法的導航，生命的圓成」與諸位善信互勉之！

從猶太人看認同

转载自《东方日报。東方文薈》
作者：鄭庭河
日期：2010年5越23日

人類是群居動物，不能獨自生存。從原始人的時代開始，由認同而衍生的我群意識早就存在。早期的認同標準或許比較單純，即以血緣為主，但隨著社會的複雜化，標準就越來越抽像，以至連神話也足以是一種根據（即依信仰為認同標準），如「女媧傳說」、「炎黃傳說」、「宙斯傳說」，以及一些宗教所諭告的，如「上帝的選民」、「亞當的子孫」、「梵天的派生物」等。

認同有助於凝集、鞏固一群體，這對個體和民族的生存及繁衍都非常重要。作為一個相對弱小、分散的族群，猶太人何以能夠在幾千年的被征服和管制過程中，一直維持其民族地位，就和活躍的認同意識息息相關。無論如何，根據歷史記載，被異族同化的猶太人並不少，包括許多知識分子，都寧可放棄猶太教而轉信他教，以融入主流群體——如馬克思的律師父親，就部分基於事業考量而改信路德宗。

然而，令人側目或欽佩的是，世界各地總會有一批猶太中堅份子，死守著猶太傳統，不論落腳何處，都致力於保存及恢復它，尤其是小心翼翼地守護其宗教聖典（如《聖經》和《塔木德》），並致力推行經典教育、培養經典闡釋專才（拉比，Rabbi）。

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就算已喪失了希伯來母語，卻仍能用其他語言來記憶和理解傳統，乃至進一步闡發和宣揚之。近代以來就有許多應用德語或英語研究猶太神學，而成就輝煌的神學家，如科恩、布伯和羅森茨威格等。就算非神學家者，在各人文領域發光發熱的猶太裔學者，多少亦會把自身的傳統有意或無意地傳達出來（如塗爾干）。

其實早在公元前的希臘化時代，斐洛（Philo）就是使用希臘語的猶太神學家，而中世紀時期身處伊斯蘭帝國的猶太裔學者，則普遍使用阿拉伯語，如邁蒙尼德（Maimonides）。猶太裔知識分子能應用主流的知識語言來闡發傳統，的確是非常高超的本領。這不但能維護、延續傳統，也能讓傳統跨出本族範圍而融入更廣大的文明語境，甚至發揮一定的話語影響。

比如確立了一些極為關鍵的西方神學概念的斐洛，便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他所建構的概念，包括「神超出於世界之上」、「邏各斯作為神與人的中介」、「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靈魂永生」等，都被基督教神學界所借鑒。

不屈不撓地鑽研傳統

無論如何，即使因作為少數族群的地位，導致猶太人不得不主動融入主流社群，乃至同化於其中，但或許是由於文化中堅份子們殉教式的信念和使命感，以及不屈不撓的文化承傳工作，因而猶太身份一直都是一種活躍的「參照因素」。這加上猶太人經常被歧視、指控、排斥，所以就算本身不情願，猶太身份還是一直被突出、被強調、被課題化。

從中世紀到20世紀中期，歐洲的猶太人，即便努力融入主流社會，但除了長久被限居在猶太人區（ghetto），不得享有同等公民待遇之外，最終更是有600萬人慘遭納粹暴政屠殺。相對而言，中國的猶太人何以多數會被同化？除了因人數極少之外，是否也和中國社會和文化對其他人的相對寬容相干？

且不論一般猶太人的認同意識多少是出於自願，還是被逼的，唯仍不能否認的是：其文化中堅份子們的文化承傳事業，的確是一幅高揚的旗幟、一把嘹亮的號角，以至當今許多已很世俗化的猶太人，多少仍會有一點猶太意識。

在以色列，高度的文化認同感，甚至還令早已「作古」的希伯來語，在許多專家學者和政府的努力下「鹹魚翻身」，變成活生生的國語。

很多二戰後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母語根本就不是希伯來語，但卻不影響他們認同這足以代表其文化正統的「新」語言。能讓一本已死亡的語言復生，乃反人類文化演進之大潮的，這恐怕也只有「頑固」的猶太人才能辦得到（印尼和新加坡華人或也可從中反思一下）。

摸索認同的多元內涵

其實，由於許多世代的散居各地，今天所謂的猶太人，早已無所謂「純正」血統，所以包括在以色列，各種膚色的猶太人都有。有些自認為猶太人者，其實更是因為信仰猶太教的緣故。比如印度東北和緬甸的Mizo人，雖血緣上更偏向藏族，卻因後來改信猶太教（原本多為基督教徒，更早前則屬萬物有靈信仰者），乃至相信本身是古以色列Manasseh部落之後代，所以不少人如今已「回歸祖國」以色列。

這情形就好像一些血統上應該和華夏人沒什麼直接關係的華南人，也會很光榮地自稱「炎黃子孫」那樣。雖不能否認華南各籍貫族群均有祖先從中原移民南來的歷史，但若說其人在漫長的繁衍過程中，沒混有「南蠻」血統，則很難相信。

不管怎樣，認同本來就是一種主觀的選擇和建構，猶太人也好、漢人也好、「唐人」也好，只要當事者高興，外人的確沒理由拿其血統成分來潑冷水，質疑、嘲諷其「正當性」。

所以不論是「上帝的選民」、「亞當子孫」、「炎黃子孫」、「Anglo-Saxon」、「American」或「French」，都可以是基於文化傾向、文明道統的我群本質主義姿態。只要其不是擺明歧視、排擠，乃至威脅他者，比如德國納粹黨的「Aryans」，或美國三K黨版本的白人認同，則都有其存在的權利。

另外，作為獨立自主的現代人，我不覺得這些認同選擇的可能重疊、交叉、交替、競爭或混合有什麼問題。猶如今天的猶太人，不是每個都是文化同質、同派的，有的屬原教旨主義派（如哈西德派〔Hasidic〕），有的屬保守派，有的屬改革派，有的傾向社會主義（如基布茲集體社區〔Kibbutz〕運動者），有的很世俗化，也有的未必信仰猶太教（如美國所謂的「Jubu」：猶太裔佛教徒），甚至是無神論者。猶太人對本身的認同內質亦在摸索、權衡、爭論、磨合、調適的當兒，內部的多元化則早已是常態。

從猶太人的例子來看，可總結的教訓是：認同是可以延綿不斷、散落回歸，亦可以被悉心重建，同時又多元並存的。猶太人保存傳統的決心和毅力令人驚歎，尤其是把屬於民族傳統核心的經典教育和研究辦得很認真、很精湛。但他們也積極參與鑄造現代性，眾所周知，猶太精英對西方現代性的開拓和圓成，不論是於思想、藝術、工商或科技領域，都貢獻良多。

是以：一個能夠堅持、自重、反省和創造的民族，即使是命途多舛，其認同的價值和相干性，是不會被時代所淘汰或碾碎的。

以假乱真的NLP高手

通过精心炮制一套理论，加上适当的包装，设法表演出来让人相信，就没有人去检验真真假假，假的就变成真理，而且还深信不疑，成为“信徒”，这是NLP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最高境界了。

神医被抓后，还是陆续有人上当，最近报纸再次报导。

另外，当友人看到《星洲日报》副刊有关雷久南博士的健康问答，尤其是周二（26/5/2010）的，她差点要昏倒了，某些内容简直可以用荒唐来形容。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关键在于“信”字，科学不科学，根本不重要。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自行检查到底是否真实，唯有依赖基本的观察能力来判断。

结果，被误导了、欺骗了，还自以为得到宝。

看来，大马人真的很容易被欺骗，尤其是在医药保健领域。

NLP的POWER真厉害。大马政客不妨花点时间、做点“投资”向这些行家多多请教。

今有戏言: 戏说“稿费”行情

转载自《南洋商报。南言》
作者：马汉
日期：2010年5月12日

5月5日在《言论》版见到陈俊安君所写的<稿费血泪史>，单只这个题目就足以令人感到触目惊心了。“稿费”而有“血泪史”可记，必须有其辛酸苦辣可以大书特书也。老夫忝为“卖文族”的成员，立刻捧而读之，看看是否能与作者共鸣焉。

陈俊安君不是个等闲之辈，单单对中国与日本文人的际遇以及稿费资料就已经显示出不简单之至了。当然，他对我国华文报刊的稿费“行情”也是了若指掌的。

不过，从文章中获知陈君70年代末在吉隆坡生活时，曾经投稿到各家报章，晓得当时的行情是千字15令吉，800字的专栏也只有30至50令吉。可见陈君的“稿龄”不过30余年，不似时下的古稀乐龄文人，在50年代赚过千字3至5令吉，最高7令吉以及一首短诗只有50仙稿酬。

在下自50年代末期便依靠稿费半工半读，因此对50年来的稿费行情简直是了若指掌。不过，以当时的币值及报刊的行销数量和时下相比，当时也不算凄凉，还沾不上“血泪”的经历。

稿费与销量正比

五六十年代，我们这批“青年作者”还在念高、初中，稿费大致上是千字3至5令吉，其中两家华文日报通常是发千字5令吉，也有发至千字7令吉。《蕉风》与《学生周报》发给我的稿费（青年作者）都是千字10令吉，算是很高了。

当时的华文日报和晚报，副刊很多，作者除了特约的作家外，全是本地写作人，其中又以青年作家最多，因此只要勤劳写作，每个月要赚取百或八十令吉，并不是难事。

当年一只鸡腿五毛钱，白米饭一碗二毛，七十仙可以饱食一餐。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每月稿费能有一百或八九十元，是足够支付生活所需及学杂费的。刻下仍在写作的古稀老文人之中，百分之九十都有这个经历。

当时一份日报只售两毛钱，刻下则为1令吉30仙，涨幅是六倍。当时吃一顿海南鸡饭七毛钱，刻下至少要3令吉；咖啡乌当年是11仙，刻下是1令吉或1令吉10仙。从币值来看，当年发千字5元稿费，刻下发千字30元，那是符合币值的。

当时最畅销的华文日报只有五六万份，刻下最畅销的已有40万份，一般的也有10万份上下，若以6万份与40万份计算，已增加了七倍，当年千字5令吉，刻下应该付出至少35令吉才合理。事实上，时下日销40万份的报章，正发出千字40令吉，甚至还有更高的稿费，并没有亏待文人。

跨国作家稿费惊人

我不清楚顾城的稿费收入低微是哪个年代，想必是中国建国初期吧，刻下中国作家稿费不低，单单著作版权费都有书价的10%至15%，而且书一出版就付现，不必等第二年才结账。拙著《阿方奋学记》在浙江出版，出版社言明初版印6千本，版税10%，出版后一个月内，版税已汇入马来亚银行上海分行，进入我的户头了。

至于二月河、余秋雨等十多位名作家，包括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和杨红缨，几年来每年都高踞百万收入的榜上。

香港的金庸自然不在话下，倪匡与蔡澜的稿费听说是一字一元，就不晓得是一元港币还是美元。不过香港几份畅销杂志、周刊，确实是发一字一元的稿费。

信手拈来: 稿费血泪史

转载自《南洋商报。南言》
作者：陈俊安
日期：2010年5月5日

中国赵元三的文章“优质优价”，读来感慨万千。赵的文章谈是关于中国的稿费情况。他尖锐地指出中国大陆已经搞了30年的“市场经济”，但稿费之低，仍然由“版权局”定价，属于“计划经济”，根本无法跟市场的“优质优价”挂钩！

正巧网络上有篇“舒婷谈顾城”的文字，也提到诗人顾城穷困潦倒的境况“他的稿费非常少，都是五块、三块、七块的”！在美国时，顾城稍微宽裕了，妻子谢烨花了1.99元美金为孩子买了个小青蛙玩具，顾城就生气了半天。生活的窘迫，造成他在国外生活时，不敢乱花钱、病态节俭的性格，这导致他与妻子之间的摩擦，读来令人辛酸。

文章贱、文人贱，并非中国独有。

日本十九世纪天才诗人石川啄木生活贫困潦倒，27岁就死于肺结核。他留下的诗句就是他那一代文人的写照：“劳动再劳动，我的生活没有，变为宽裕，黯然看着自己的手”！贫病交迫的并非只有石川啄木，芥川龙之介写作至精神崩溃，小林多喜二干过多种劳动，以赚取生活所需。然而到了现代，国家经济好了，作家也相应得到合理的报酬，稿费高了，生活也宽裕了，甚至可以产生夺取两座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川端康成、大江城三郎！

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

同样的十九世纪。美国的奥亨利生活困顿，人所皆知。英国的杰克伦敦，甚至在贫民窟里窝过。俄国的杜斯朵也夫斯基，甚至被出版商禁锢，“逼稿成篇”。台湾的乡土作家钟理和，更被形容为“倒在血泊中的笔耕者”——吐血而殁，因为家穷，妻子甚至要去冒险盗取林木以谋生！

可是到了现代，经济发展了、繁荣了，他们的国家，也都养得起卖文维生的专业作家。文章贱、文人贱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还了。

我们新、马的情况又如何呢？

七十年代末，我在吉隆坡生活时，投稿到各家报章，稿费大约是千字马币15元，800字的专栏文章也不过一篇马币30到50元。现在大概是千字马币30元，除非是特约作者，不然休想拿高稿酬。1978年“大马作协”成立，几乎每年开会员大会，都有通过议案呼吁：“各报章提高稿费”，但报章主管只当耳边风！新加坡的情况呢？会比马国好一些吧！至少我拿过千字70元新币的稿费，折算成马币有170元了！哇——哇，马国的投稿者恐怕要流口水了。
根据赵的文章透露，中国青年作家韩寒办了刊物《合唱团》，付稿费千字人民币2000元！哇哇——口水已经流了一滩了。

马来西亚的情况我不甚了解。但新加坡在东协10国里，算是是自由经济体了吧？市场经济也走了不止30年了，挤进了先进国行列。目前所付给的稿酬算是符合市场经济的“优质优价”原则，符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理念吧——这一点，可要请教新加坡的报章的主管，或者各文学组织的领导人，给我们解惑，也给我们“一个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