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5日星期一

東方文薈:科學的虛無與宗教的確定

转载自《东方日报》
作者:鄭庭河
日期:2010年4月4日

科學革命發端於17世紀。18世紀時,一些知識分子開始相信人類的理性和技術可以創造更美好的未來。19世紀至20世紀初,第二次科學革命更是空前地顛覆了既有的一切秩序,人們開始敢於懷疑、挑戰權威,提出種種看法,乃至實踐種種「科學地」變革社會的運動——如共產主義事業。

當然,以上所述的基本上是發生於西方的情況,非西方世界多少亦有受影響,但程度有視個別社會而定,有些對西方亦步亦趨,有些則相對上仍處於凝緩、僵硬的中世紀。大致上,現代化愈成功者,西化的程度就愈彰顯,畢竟現代化大體上就是以西方模式為藍本的。

某些人以為尼采專批判宗教,實際上和克爾凱郭爾(Kierkegaard)一樣,他也批評科學和理性,所以兩人都被視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在「上帝已死」的寓言中,尼采借白天提燈的瘋子之口,暗喻科學如何改變了人們的精神圖景。瘋子聲稱人類謀殺了「上帝」後,就對嘲笑他的旁觀者拋出一大堆問題:

「……我們是如何辦到的?我們怎能喝光了海水?誰給了我們那吸光了海平線的海綿?當我們把地球從太陽的鎖鏈中解救出來時,我們在幹什麼?它現在正向哪處移動?離開所有的太陽?我們難道不是在不斷地投跳?往後、往旁、往前,往每個方向?如今還有什麼上面和下面?我們難道不是在終極的虛無中漂泊?我們沒感覺到空蕩蕩的空間之寬度嗎?它不是在逐漸變冷嗎?黑夜不是正在淹沒著我們嗎?我們難道不是該在早晨就點起燈了嗎?……」

這一段話,確是有如瘋子莫名其妙的嘮叨,但若讀過西方文明史、哲學史或思想史者,應該不難體會到它其實是非常貼切、巧妙地概括了科學革命以來,西方人觀念世界的巨變。不論是地理大發現、哥白尼日心說、牛頓力學及宇宙觀、達爾文進化論、弗洛伊德心理學或愛因斯坦相對論,都極大地撼動了傳統的權威觀念。

引起巨大的心理落差

科學雖給予了一些人樂觀和希望,如孔德(Comte)、泰萊(Taylor)等之信心滿滿地要發掘、釐清人類文明進化的原理及機制,從中建立優化社會的「社會科學」,但也確實把許多人投到漆黑而空洞的宇宙中,沒有中心、沒有依靠、沒有方向,以至霎時間驚醒於失重的時空中——有點如電影《駭客帝國》中被「喚醒」的尼奧,感慨於過去所「看見」的,都是虛幻。

某些人雖理性上相信科學萬能,然內心裡其實是非常失落、彷徨、無奈於宗教的被祛魅的。畢竟宗教的世界觀曾予以人們多麼牢靠、安穩、溫暖、榮耀的信心和信念:即世界就只是一個平坦而處於中心的「大地」,太陽、月亮、星星都圍繞著,並且也為著大地而旋轉,人類則是這大地的主人,或首要的代理人,即萬物之靈——乃至是宇宙存在的唯一理由。

不僅如此,世界和人類的存在都是有目的的,甚至已是計劃、編排好了的,時間只不過是一段路程,起點和終點都已經標明,不會叫你無止盡地漂泊或輪迴。宗教之預言不是什麼未知的顯現,而是已知的兌現:不管是可怕的災難、艱苦的考驗,或者幸福的被拯救,都是已經說明宗旨、講清程序和擬好路線圖的,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找到安頓、引導、解救自我的指示和靈感。

質言之,不管是災難或福祉、紛亂或祥和、恐懼或安心、痛苦或歡樂、理性或荒謬、悲劇或喜劇,人類都可以從宗教中得到明確的「答案」——而不是科學偏見中所謂的虛無縹緲,混沌但蒙昧的「神話」。如此由宗教而產生的確定感、踏實感、方向感、程序感、意義感、價值感、榮耀感、預知感等,相對於科學之客觀理性所硬邦邦地鋪陳的「事實」(facts),以及如此局部、微觀、零碎、無機、中性、單調、乏味、森冷、無情的「事實」所造成的意義不明和價值模糊,可引起的會是多麼大的心理落差!

之所以,從神學的角度來看,科學時代才是虛無主義的時代,因為科學不企圖證明「終極實在」和「終極意義」,只是客觀、冷靜、嚴謹地「發現什麼說什麼」,尤其是奉行歸納法的科學方法,總是太「瑣碎」了,不如柏拉圖和他的神學後人奧古斯丁的演繹法那樣,讓世界得以帶上整體性、終極性、神奇性和神密性的靈光。即便是當今數學和物理學所應用的演繹法,亦是少了傳統形而上學的神性色彩,僅淪為乾巴巴的數字及程式遊戲。

不比宗教更能安撫人心

尼采並不否定科學的發現,乃至借之宣判了宗教的死刑,但他也不認可科學所帶來的虛無狀態。他不想回歸自己早已背離,乃至還極度鄙視的宗教,所以提出了通過強者意志及勝利美學來重建價值的觀點,即他的「超人哲學」。比他時代更早的克爾凱郭爾則選擇皈依上帝,雖說他極端反對制度化宗教,卻不否認上帝仍是最終的救贖。他只是認為宗教是每個個人必須自己去承擔、發現及感受的苦難歷程而已,而不是任何人間權威可以代言、代辦的。

毋庸置疑,科學時代的人們普遍上會傾向於相信科學縱使不是萬能,也是可靠的,特別是19世紀以來全球性的現代化,似乎牢牢地證實了這一點。之所以,當今各國,誰敢貶低科學知識、輕忽科技發展呢?雖說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包括猶太人大屠殺,的確震驚了不少知識分子,以至懷疑人類是否走錯了方向,但恐怕大多數人,尤其年輕一代,早已忘掉那兩次大災難了。

今天,由於環境危機和天災頻繁,開始有人呼籲反思科技發展,包括搬出宗教預言來提醒人們:不管科技發展得多麼神乎其技,甚至足以通天入海,然若發生如電影《2012》中那麼巨大的全球性災難,一切也還不是得終歸於零?所以就算科技多麼高明,宗教還是意義、價值和幸福的最終裁判及歸屬,可別買櫝還珠。

再說:今天似乎有跡象顯示天災人禍是越來越頻繁、越恐怖、越失控?冥冥中的「安排」,似乎已露出端倪了?尼采顯然是太匆促、太草率、太果斷地宣佈了科學的勝利?或許並沒人謀殺了「上帝」,而科學時代的虛無也不是由「強者」來拯救的,一切還是得回歸那宿命般的宗教之懷抱。人類始終得驚醒,但是醒於發現上帝的身影,以及承蒙祂的懲罰及恩典。

對於死硬的科學主義者,宗教辯護士們只不過是在炮製聳聽的危言,以換取對宗教的關注和認可。但對於更多的人來說,科學始終並沒許諾人類什麼確定的、終極的、完全的目標和保障,所以宗教依然是有其無可替代的魅力的。尤其是在即將來臨的大災難面前,科學不比宗教更能安撫人心——至於尼采的超人哲學,更形如自爽的夢囈,誤把脆弱的人當神了。

人類會因為科學而更偉大,還是更乖離了原初、應當的謙卑本分?17世紀以來的科學會不會只是一場終極災難之前的短暫春夢?也許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只是存在主義的克爾凱郭爾顯然會告訴你:「這終究是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和選擇,咀嚼和裝飾你的命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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