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的公積金製度

转载自《东方日报。东方名家》。撰写：孫和聲。日期：2010年2月20日

據報道，由於09年大馬股市表現不俗，以及各方面的投資回報不錯，09年公積金的派息率可能會高於08年的4.5巴仙。對近1200萬的會員言，這無疑是個好消息。

實則，進入21世紀後，公積金的派息率大體上橫擺於5巴仙上下，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低水平。從歷史來看，公積金派息率最低的是1952-1959年，當時，只有2.5巴仙，而最高的則是1983-1987年，當時，高達8.5巴仙。在1980-82及1988-1994年，也高達8巴仙。只是，應指出的是，在1980-1990年代，大馬的定期率也是偏高的，如1980時12個月定存為9巴仙，1982年為10巴仙，1997年為9.3巴仙。此外，許多官營的基金派息利也高達雙位數。進入21世紀後，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公積金派息率雖低於1970-1990年代，卻也高於定期存款與通膨率（2008除外，當年通膨率為5.4巴仙，高於定存的3.7巴仙）。

在大馬，公積金派息率的高低之所以引人注目，一方面固然是會員數目達千萬人，他方面也是，大馬是個實踐自力救濟型社會保障制的國家。

社會保障制（或譯安全制），是國家與社會依法保障社會成員基本生活安全的制度安排。根據保障對像範圍分類，它有以全民為對象的普遍保障制及以工薪族為對象的選擇性保障制；根據籌資方式分類，它有現收現付制（即上一代養這一代，這一代養下一代）、儲蓄基金製與部份積累制；從責任主體分類，則有國家責任制、社會責任制、僱主責任制與個人責任制等。
新馬實踐的則是儲蓄基金型的僱主與個人責任制，即僱主與僱員共同出資的以工薪族為對象的制度安排。與通行於歐美的保障制不同之處在於，新馬的制度缺乏互濟性與互助性，個人的積累只歸個人所享，且與通膨脫鉤。易言之，若派息率過低或通膨率過高，會員的生活保障就會受到威脅。此外，應注意的是，在大馬有72巴仙的工薪族的個人月均所得是低於2000令吉的；而根據統計局的資料，在2000年家戶月均支出則為1951令吉，其中，城鎮為2285令吉，而鄉區為1301令吉。

新馬制度缺乏互濟性

由於近70巴仙的大馬人住在城鎮，生活負擔之重可想而知，若非雙薪族，已不易維持一家四口的體面生活。雖說，月均總交納額為薪資的23巴仙（僱主12巴仙，僱員11巴仙），由於一般上薪資不高，退休後的總積額也不高。據知，許多人在年達55歲後，便一次提清，且在幾年內便用盡，進而減低了強制儲蓄意義－－老有所需。

從長遠來看，進入21世紀後，派息率在5巴仙上下橫擺，已是一種長期的趨勢，且恐不易維持，之所以，（一）資金規模日趨龐大，目前已超過3600億令吉。大馬是個儲蓄率偏高的國家（因實行強制性儲蓄如公積金），若經濟無充足增長，所需資金也將有限，如近十年來，國內投資便不振。（二）投資政策的性質，由於這是保障成員基本生活的基金，它在投資上得謹小慎微而不得過於冒進，自也難免限制了其回報。（三）長期來看，聯邦政府財政狀況已不容樂觀。在有油氣高額收入的情況下，已年年赤字，當油氣枯竭後，後果更不堪設想。據知，在2014後，大馬便有可能成為石油淨入口國，且石油也可能在20年內開採完。（四）同理，當公積金局持有的高回報的現有政府債券期滿後，未必可重新持有高比率的高回酬政府債券；伸而言之，市場也未必再有那麼多低風險、高回報的投資項目。

宜有其他補助手段

約言之，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大馬的經濟表現已不易重複當年勇，從而也約束了公積金局的表現。當然，話說回來，當代世界變動劇烈，不可測因素也較前更多，任誰也不敢截然論斷未來如何，此外只是在假設其他條件不變下的推論。

實事求是地看，不僅只有官管的公積金表現不如前，其他官管的基金也同樣不復當年勇，這是整體趨勢的使然。就公積金這種強制儲蓄型保障方式言，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國家只負責監督與管運這完全積累型基金，而不是責任主體，且這是受保人間缺乏相互救濟的制度設計。

從好的方面言，它使政府免除了風險負擔；從壞的方面言，它過於突出個人責任，缺乏社群性與互助性，而互助性與互濟性本就是現在社會保障制的核心理念，這也是何以這個制度並未能在世界範圍內普及起來的根本原由。既然缺乏相互救濟性，它與在市場上買個人保險有什麼本質上的差別？

社會保障是個古老的理念，如在中國，早在3000年前的周朝，便有保息六政（保障人民儲蓄生息的6種政策，如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寬疾、安富）乃管仲所提出的九惠之教：老老、慈幼、養疾（殘疾人）、合獨（做媒人）、問疾（疾病）、撫孤、通窮、振困、援絕（為公捐軀的單身漢，其親族故舊可用公款祭祀之）等設想。

至於現代的社會保障制，則始於1880年代的德國，它的核心思想是互助互濟，以有餘補不足，而不是突出自了漢思想。因此，若實踐公積金製，就宜有其他補助手段，這是大馬有待加強的方面。